“假如这个平原被敌人炮兵火力扫射，假如你们快渴死了，假如你们的伙伴在你们身旁纷纷倒下，假如你们突然在烟尘滚滚中感到脚下的土地由于敌人骑兵的强大攻击而震动，情况又会怎样呢？”

　　这段文字，出自1861年恩格斯所作的《布莱顿和温伯尔登》一文。恩格斯指出，一支“零零散散”的年轻部队不具备对敌战斗的素质要求，一旦在战场上遇到各种挑战，“是很容易不稳定的”。那么，如何才能克服这一切呢？

　　恩格斯给出了答案：“靠纪律，只有靠纪律。”他引用英国上校麦克默多的演说，认为纪律“是指成了习惯的团结一致，即旨在实现一定目的的那种精神和肉体的结合，——这种精神和肉体的结合使一切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纪律是组织成员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自觉践行的思想和行动的一致，这种纪律不只是纠正组织内的不良行为，更是一种由外在约束内化为“成了习惯”的自觉自愿的服从。早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明确规定，所有盟员必须“承认共产主义”“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的（政治的或民族的） 团体并且必须把参加某团体的情况报告有关的领导机关”“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秘密”等。1848年1月，恩格斯在《宪章运动（支持全民请愿书群众大会）》中转述一名代表关于纪律的言论：“我们也加强我们的‘国防’：心中的大无畏精神，自己队伍中的纪律，行动中的一致！”这名代表把纪律比喻为一种国防形式，认为纪律起的是国防所发挥的攻坚克难、化险为夷的作用，恩格斯表示非常赞同。1851年，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也谈到纪律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极端重要性，认为 “除了严格的铁的纪律以外，没有更好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严格的党内纪律是建立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保证。1859年4月，恩格斯发表《波河与莱茵河》一文，揭露了大国沙文主义是与意大利和德国人民的真正利益不相容的。但德国工人运动中却出现了“不同声音”，拉萨尔擅自以党的名义给维也纳通讯社供稿，发表了与恩格斯截然不同的主张，严重扰乱了德国工人运动。针对这种严重缺乏组织纪律的言行，马克思严厉斥责道“思想混乱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并给恩格斯写信强调：“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纪律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与当时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形势密不可分。

　　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一直面临严峻挑战，既包括各种错误思潮造成的思想混乱，也包括组织上的宗派林立。第一国际时期，巴枯宁不仅在理论上主张国际的每一个支部都应是自治的，反对任何服从和约束，无视国际总委员会的政治权威，还在混入国际后大搞阴谋分裂活动。如果对其听之任之，“必将使协会陷于瓦解”。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须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

　　在无产阶级政党外部，生存环境日趋险恶，敌人异常强大。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无产阶级政党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无疑需要高度的集中和统一。恩格斯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一群人航行在汪洋大海上，“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而“绝对服从”的要求无疑意味着严格的纪律。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党内纪律是政党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只有全体党员严守纪律、严格履行党章各项要求，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步调一致，成为坚强有力的战斗组织并取得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是靠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党，也是靠铁的纪律铸造起来的党。从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强调“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从制定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的第一部党章到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的纪律建设的制度保障越来越强，对严明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由弱小到强大并最终成为执政党，一大法宝就是有严明的纪律，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广大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纪律建设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突出亮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政党，靠什么来管好自己的队伍？靠什么来战胜风险挑战？除了正确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外，必须靠严明规范和纪律。”当前，全党正在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解决对党规党纪不上心、不了解、不掌握等问题，搞清楚党的纪律规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真正使学习党纪的过程成为增强纪律意识、提高党性修养的过程，自觉做到学纪、知纪、明纪、守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