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人物｜张伯苓：公能勤廉的爱国教育“大先生”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时间：2024-02-29
张伯苓：公能勤廉的爱国教育“大先生”
“大江东去我西来，北地愁云何日开？盼到蜀中寻乐土，为酬素志育英才。”随着客轮的巨大轰鸣声，一长衫男子面对雄伟壮阔的峡江美景，迎着冬日的寒风伫立在船头甲板，有感而发，即兴赋诗一首。对于此首七绝诗作，作者张伯苓在当时并未赋以明确标题，后人收录时称之为《入川抒怀》，并评价其“浑厚天成，颇得风人之旨；而一种忧时爱国之情，不觉溢于言表”。
张伯苓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后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曾受教于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他深受西方教育的影响和启发，将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先后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包括周恩来、梅贻琦、老舍在内的大批人才，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入渝建校救亡图存
甲午战败，目睹“国帜三易”的张伯苓受进步思想熏陶，立志“痛矫时弊，育才救国”，并于1904年创办了天津南开中学。此后，他又在天津先后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以及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构建成了一个独特而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1935年冬，迫于抗战形势的紧要，张伯苓决定南下入川，在巴渝大地寻找一块合适的地方继续他的“南开”教育事业。
由于当时资金十分紧张，为了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张伯苓对外号召“南开南开，越难越开”，并时常周旋于军、政、官、商之间，充当“化缘的老和尚”，为学校的建设运作筹集经费。就这样，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不怕跑断腿”的意志和高尚的人格力量，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最后，张伯苓选中了位于重庆城西、成渝路边的一块最平坦的土地，兴奋地给天津同事发去电报“请速进行”。
1936年1月，在张伯苓的统筹带领之下，天津同事开始筹备规划重庆学校；2月，喻传鉴、严伯符、宋挚民带着张伯苓的重托来渝买地、规划、设计、修建，半年时间，一座现代化校园便拔地而起；8月底，聘请教员、计划招考、内部组织等诸多事宜仅用10日便已处置妥当；9月，南渝中学（后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顺利招生入学。以张伯苓为首的南开人的高效率与责任心让川渝人民十分惊叹，纷纷竖起大拇指赞扬“南开速度”。
勤俭奉献大公无私
白手起家的张伯苓，靠“化缘”为南开教育挣下庞大的产业，身为校长却把自己的工资降到比普通教师还低，一生过着异常俭朴的生活。他外出办事一向坐三等车厢，住最便宜的旅店。每次出门他必带两件东西——一盒臭虫药和一包茶叶，实在是因为所住的旅店臭虫太多，茶叶质量低劣，而自带的茶叶算是他唯一的“奢侈品”。
在市内开会，张伯苓则常以步行代替乘车。一次散会时，会场大门外专门有服务生为参会者逐一把车子叫过来。一个服务员询问张伯苓车号是多少，他随口说了个“11号”。结果服务员到处去找都没见着11号车，而他已经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远了。服务生这时才回过神来，原来先生指的是自己的双腿啊！
平日里，张伯苓总是热情帮助生活困难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在天津南开学校，周恩来等一批品学兼优、活动能力强的学生得到了校长的关注。张伯苓并没看不起这些家庭贫困的学生，不仅免去了他们的学杂等费用，还经常施以关心爱护，与他们探讨国家大事和社会问题，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作为当地的社会贤达，张伯苓曾被天津电灯电车公司聘为董事，每月可得一笔车马费。每次收到这些钱，他便嘱托下属将其分给学校的困难职工们，还不忘向身边人“解释”：“他们工资低，责任重，忠于职守，生活困难。我要这钱没用，应该给他们。”
南开学校的运作管理早期大多依靠张伯苓独特的人格魅力在维系，直到1919年南开师生呼吁学校改革。后张伯苓主动召集南开师生二十来人“假京西香山幼慈院会议兴革事宜”，将“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确定为学校方针。此后，南开学校探索并制定了大量的现代学校管理制度，从1919年以前的3个制度增至南开系列学校的数十个，制度涵盖了董事会章程、课程设置、教务管理、校务管理、社团组织等学校管理的诸多方面。这些制度在“教育救国”理念的驱动下，很好地保障了学校运行的公正、高效和廉洁。
廉洁修身气正风清
身为知名教育家、南开学校的校长，张伯苓在天津的家位于电车厂附近一个羊皮市里，周边因街上晒满羊皮而散发出阵阵恶臭。一次，好友张学良上门拜访，汽车在一条土路上转来转去，好不容易才找到“张公馆”。让这位“东北王”没想到的是，堂堂大学校长竟住在贫民聚集之地，而他却为学校的教授们在风景如画的八里台新校区修建了别墅似的住宅。
张伯苓经常教育学生要“养成不偏、不私、不假、事事为团体着想，肯为团体负责、努力、奋斗，甚至牺牲”的品格。为此在南开学校的学生宿舍，在进门处专门设置了一块穿衣镜，上面镌刻着学校的“容止格言”，要求大家每天观看执行。他极度痛恨腐败，时常告诫学生“不要爱钱，够用就行了”，要求他们“不腐化，不落伍”，因为一旦腐化便会被社会抛弃。他还不断提醒同学们“经不起考验的终必跌倒”“一旦走错道路，终生后悔无穷”，从青年时代起就要“为公，为国”“不腐败”。
张伯苓不仅是如上这样说的，也是如上这样做的。南开学校虽是由他筹资设立，但他始终秉持“私立学校不是私有学校”之理念。在一次修身班的演讲中，他曾表示如果有人想知道学校有多少钱，五分钟内便可以算出来。向学校董事会所作的数十次报告中，学校经费的来源、开支明细，包括购地、建房、设施、仪器、设备、薪酬以及校产统计等账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一笔糊涂账，甚至1936年在渝购地建校的地契与收条至今仍保存完好，所列款项、证人等都是白纸黑字一目了然。
1942年，抗日战争正处于极其艰难的阶段，物资匮乏、通货膨胀，特别是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因张伯苓与当时主管全国粮食管理分配的卢作孚是好友，国民党反动派怀疑在粮食供应上，重庆南开中学会不会比其他单位得到更多的优待。为此特务们专门来到学校实施突击检查，气势汹汹地盘查账本、搜查库房。结果查来查去，竟然发现南开中学收到的大米，人均数量比其他教育单位还要少。这个结果令他们大跌眼镜，只好灰溜溜地撤走。
据重庆南开中学1946级学生黄毅英在《从比较中认识南开》记述：“1946年……（一国立学校）女校长就贪污了一部分（还乡费）跑到加拿大去了。可在南开没有传闻过贪污的事，而是在一种清正廉洁的风气中培养学生的公能精神”，“张伯苓、喻传鉴聘请的教师不但学问好而且师德高，他们选用的会计、庶务负责人都是清正廉洁精于理财的能手，在旧社会里，南开学校就像一方净土、一池清水”。解放后，重庆南开中学教导主任刘兆吉受张伯苓指派到重庆文管会献校，积极评价了张校长领导的南开学校是“廉洁的，大公无私的”。
正是张伯苓带头廉俭修身，才形成了南开学校气正风清的局面。四大“南开柱石”中，喻传鉴一生以勤廉自持，功勋卓著；华午晴正直诚实，忠心耿耿，“管家”理财，清清楚楚；伉乃如热心公益，关爱学生，师德高尚，备受师生崇敬；孟琴襄精明干练，认真勤劳，艰苦朴素，厉行节约。
晚年时期的张伯苓
张伯苓毕生奉献于教育事业，创办主持南开学校长达半个世纪，募集资金数以千万计，自己却从未置办私产；以73 岁高龄退休，却没有领一分钱养老金，全靠子女供养；去世后留下的全部遗产仅是七元六角钱和两张过期的戏票，这也正是他一辈子秉持“教育工作是艰苦的，不会发财，要有一辈子甘于清贫的思想准备”的最好人生映照。这位被原天津市政协副主席黄钰生评价为“国士、教育家、新教育的启蒙者、一代人师”的“大先生”，用自己的爱国、敬业、无私与廉朴，为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愧为中国近代史和民族史上的杰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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